我小时候在东台，最留心的一件事，便是消息怎么来、怎么走。东台一带河港纵横，串场河贯通南北盐场，盐船、货船、脚夫昼夜不绝。可县里要与外面通消息，靠的多半还是水路与驿递——一封公文、一封家书，从京师几千里外传来，快马急递也得十天半月，寻常商旅更要按着月头算。那时我便觉得，消息走得慢，一县之人的眼界便窄。

后来我到上海，在《时报》《申报》做事，日日与电讯、排字、印机打交道，才知道这"路"的变迁，正是中国报业变迁的缩影。中国的报纸并非洋人来了才有的。汉唐有邸报，是朝廷传抄诏令、奏章的官报；宋代有"小报"，是民间私下探访、发卖的新闻纸；明清有《京报》，由报房刻印，顺着驿路发往各省，读者是京官与地方官绅。这一条线索，前人从不曾系统梳理过。

我在民国十六年写成《中国报学史》一书，交商务印书馆印行。书中从官报独占时期说起，历外报创始、民报勃兴，一直讲到民国以后报界之现状，把我所能搜集的报纸、报房、报人材料，一一排比考订。写它不为别的，只因我在报馆多年，深感中国报业发达虽快，却始终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；没有史，便没有根。

报纸最大的功劳，是把消息从"按日计"变成"按时计"。像泰州、东台这样的内地小城，得报纸之益尤大：一纸在手，朝政、商情、学务、灾情俱在眼前，风气自然开得快。诸君有志于此，莫把报纸只当消遣之物——它是时代的日记，也是后人的史料。